徽 商

　　徽州，即现在黄山市，地处万山丛中，峰峦叠嶂，烟云缭绕，林木葱茏，河流清澈，山间小道，起伏萦回，山川墙帆，往来如帜，就在这片风景如画的钟灵毓秀之地，孕育了颇具特色的徽州文化。它不仅被誉为“文献之国”，而且又是商儒之乡。

　　徽商，即徽州商人，一般指明清徽州府所属的歙县、休宁、绩溪、祁门、黟县、婺源六县经商者。因隋唐年间徽州府范围内曾设置新安郡，所以也有一种习惯称徽商为新安商人。

　　徽商 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：首先是自然环境，生计所迫。徽州地处皖南，整个地形是“八山半水半分田、一分道路和庄园”，山多地少，加之自秦汉以来中原战乱不迭，大量的人中涌入徽州，就出现“地狭人稠，力耕所出，不足以供”的状况，于是出现“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”。为了谋求生活，人们不得不翻出越岭，或顺新安江而下，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，到今黄山还流传一段民谚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，十三、四岁，往外一丢”。久而久之，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。明朝王世贞说：“徽俗十三在邑，十七在天下”。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，就有七个在外经商。徽商形成的另一个条件是，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，毗邻经济发达苏杭地区。徽州地区处亚热带，自然资源丰富，成产茶叶、木材、中草药，土特产非常多。另外手工业了也比较发达，如制墨业、制砚业。最初，徽商正是由这些产品开始，从便利的新安江水运与苏、杭、宁等地开始互通有无的贸易。在以上这些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徽商逐渐发展起来。 明朝以前，徽商的发展比较缓慢，其经营范围，主要限制在茶叶、木材、生漆及“文房四宝”。到了明成化年间，新盐法（开中法）的实施，商人们改变了输粮边区，换取一定食盐，然后贩卖的作法，变成商人开始在产盐地区纳粮给盐自由贩卖。这样一来，重要的产盐地区——两淮、两浙，就成为盐商的集聚中心。徽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先机，逐渐以发展盐业经营而雄飞商界，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中期长达四百年之久，有不少地方的经济命脉几乎为徽商控制。如扬州客籍八十名大盐商中，徽商占去六十；浙江三十五名大盐商中，徽商占其中二十八名。《歙县志》记载：“两淮八总商，邑（歙）人恒占其四”。“新安大贾，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，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”。 清代中期龚断盐业经营的徽商竞相先后接驾清康熙、乾隆两帝南游。清乾隆帝巡视扬州，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他，雇工数千，一夜造成“三贤祠”，乾隆帝见后叹日：“富哉商乎、朕不及也。”随着资本积累，经营范围的扩大，明代中期以后，徵商控制了盐业、典当、茶叶、木材四大行业，除此之外还有布匹、丝绸、粮油、漆器、浆染等百业。 徽商的经营活动范围也非常广泛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便不辞山高路远，虽山陬海角、孤村僻壤，无不涉足，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，并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，甚至欧州、葡萄牙等地。所以在沿江流域向来就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，即没有徽州商人的地方就算不上是个市镇。著名学者胡适把徽州商人喻为“徽骆驼”精神的生动描绘。

　　明朝未年，徽州府有两位商人，怀揣家中卖房卖地拼凑出来的一点钱来苏州做生意，没曾想刚到苏州，人生地不熟，生意没开张，做生意的钱就全被别人骗光。羞愧难当，万念俱毁，两人只好借宿在城外的一间破庙之中。夜深人静，天寒地冻，其中一人冻得打了个寒颤，“当”地一声，从口袋中掉出一枚钱来，两人都惊醒了，拾起一看是一文钱，不禁悲从心头来，从家带来那么些血汗钱如今只剩下区区一文而矣，留着何用，抬手想仍了它。这时另一个商人说道，也许上天可怜我们，赐我们一文钱作本钱，我们绝不服输。他们想到明天是庙会，父母都要带小孩出来游玩。于是用半文钱买了一此致彩纸，用半文钱买了一碗面粉加水和成面糊，然后他们又到庙外，河边拾了些竹片和鸡毛，连夜糊制了许多花灯、风车。第二天在庙会上很快销售一空，就这样从一文钱开始，断而十而百，百而万，越做越大。几年后他们就在苏州开了一个最大的钱店，店名就叫“一文斋”寓意牢记创业的艰辛。千千万万的徽州商人，心怀着“徽骆驼”精神，为实现着自己的价值观，吃苦耐劳，不倦地追逐“功名”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，称雄中国商界400年的“伟业”正是基于此点。
“花无百日红”徽商于明代中期开始兴盛，历史四百年，清末开始逐渐衰弱，

　　究其主要原因在于：
　　一、清代道光年间，革除淮盐积弊，实行票法，使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，徽州盐商首当其冲损失惨重。 二、清咸丰年间试行钞法的失败，给经营钱庄的徽商打击也是巨大的。后来清政府对典当商查禁重利，后又加增典税，实行“厘金”的政策对经营典当和长途贩运的徽商冲击非同小可。
　　三、鸦片战争以后，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以价廉质优倾销于我国各地，徽商经营的小手工业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。
　　四、拘泥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，面对新的经营局势未能变革更新，在与新兴的闽、粤、江、浙商帮竞争中，逐渐被其压倒。
　　五、咸丰同治年间，徽州战乱，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攻防争夺，激战不断，残酷地烧、杀、掳、掠，尸横遍野，战火连绵10年之久，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，使得徽商在人力、物力、财力上遭受严重的摧残。基于以上五点主要原因，徽商在清末民初，一厥不振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　　在中国近代史上，商派林立，徽商独树一帜，称雄明清商界400年，其中有两个物别于其他商派。

　　徽商第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。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，徽州商邦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。明清时期，徽商在今北京、南京、扬州、武汉许多城市，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——会馆。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，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。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、交流商业信息、维护徽州商人利益的机构，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 徽商的另—个重要特点是“贾而好儒”。我国封建社会后期，商界竞争日趋激烈，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、自然、社会诸因素，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，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管理和组织才能。具备这两点者，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，由于徽商“贾而好需”，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，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，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，注重商业道德，善于运用心计，精于筹算，审时度势，决定取舍。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，但到明代后期，在两淮盐业中，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，而徽商却迅猛发展。原因何在？重要一条便是：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，而徽商却好儒学。据有关材料记载，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，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，结果，从贾者无文化知识，商业经营大受影响，读书者材质平庸，难中科举。如此以来，怎能敌过贾儒结合、练达明敏的徽商。

　　徽商“贾而好儒”的 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，重视教育。“读书好，营商好，效好便好”、“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以及“三代不读书，不如一窝猪”。从这些对联及民谚中，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。“积财万千无过读书”是封建社会的主流心理，社会意识普遍贱商，“士、农、学、商”，“商”居四民之末。徽商面对传统的价值观念，欲争取自身的更大发展，于是寄希望于下一代，不遗余力地捐资兴教。清康熙年间统计，徽州六县设有社学462所。书院众多，紫阳书院、还古书院、东山书院等在全国都有相当影响。《休宁县志》载：“明代徽州56万人口，书院多达54所。”故徽州素有“徽州茅屋书声朗”之称。

　　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，大力捐资兴教，因此，徽州“人才郁起，为海内外之望，郁郁乎盛矣！”历史上徽州以科举及第“以才入仕”者盛极一时。据统计，明清两代徽州六县中进士的就有618名，占同期全国进士的1.2%。在歙县还有“连科三殿撰，十里四翰林”、“兄弟丞相”、“父子尚书”、“同胞翰林”之说。仅明清两代收入 地方志、诗林、文苑者就达三百四十三人。 徽商“贾而好儒”的特点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的“东南邹鲁，文化之邦”创造出了灿烂的徽州文化。诸如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，以渐江为代表的清炼、明悲壮的新安画派，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以及新安医学、徽剧、徽菜、徽派建筑、园林盆景、三雕篆刻等等，灿若繁星，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。

　　“欲识金银气，多从黄白游。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。”这是明代大 戏剧家汤显祖写的诗句，此时他并未到过徽州，只是从在外的徽商的言行举止中感受到黄山、白岳的“金银”之气。徽商的兴起创造了徽州文化，徽商的发展史，也是徽州文化的形成史。